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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新一轮医学教育改革全面启动。　悉心翻看《意见》文本不难发现，《意见》政策指向鲜明，即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医教协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着力培养人民满意的临床医师。“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医教协同，深化改革，强化标准，加强建设，全面提高临床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改革指导思想赫然在目。根据该《意见》提出的总体目标，到2020年，将基本建成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实现院校教育质量显著提高，毕业后教育得到普及，继续教育实现全覆盖。　　“《意见》是2013年以来，根据刘延东副总理关于‘加强医教协同、深化改革，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广泛调研，总结上海试点经验，借鉴国际经验，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系统谋划、顶层设计，共同形成的。”林蕙青指出，针对医学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意见》明确了医教协同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近期任务、路线图和时间表。　　据了解，2011年，教育部、原卫生部联合召开了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工作会议，对医学教育综合改革进行了系统推动。3年来，医学教育改革发展提速，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一批改革成果。上海市等地“5+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取得突破性进展，面向基层的全科医生培养工作加快推进，学生医德素养和临床实践能力培养进一步加强，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医学教育投入不足问题得到缓解。特别是2013年底，卫生计生委、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为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提供了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制度保障。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看，医学教育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困难。突出表现在：一是医学教育学制学位多轨并存，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二是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特别是职业素养和临床实践能力培养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支撑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制度的育人机制、条件保障亟待完善。此外，医学教育如何更加主动适应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需要，把握发展节奏，优化调整结构，提高教育质量，也需要不断努力，加大力度，推动各项改革不断深入。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医学教育改革和医学人才培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教育改革、人才培养和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为全面推进医教协同、深化医学人才培养改革指明了方向。李克强总理对医改和医学人才培养十分关心，强调指出，医教协同是培养临床医学人才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需要更高水平的健康卫生，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刘延东副总理多次就“医教协同推动医学教育改革”作出重要批示。中央领导同志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深化医学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此次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明确了中国特色的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目标，明确了建立医学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的医教协同培养体系，统一了“5+3”培养路径模式，突出了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临床能力与人文沟通相结合、专业素质与医德素养相结合的培养内容与方式，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临床医学教育制度的重大突破，是实现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的重大创新，标志着我国临床医学教育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　构建中国特色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意见》明确指出，中国特色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近期任务是加快构建以“5+3”（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或3年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为主体、以“3+2”（3年临床医学专科教育+2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为补充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医学教育具有周期长、分阶段细、连续性强等特点。国际经验表明，培养一名合格的、高素质的临床医生，必须经过严格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包括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培训）。其中，毕业后教育特别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学生”向“医生”转变的关键环节。我国现行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制度是，学生经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院校教育，毕业后即到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经短期培训即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缺乏标准统一、基地合格、管理严格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这就导致不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缺乏实践能力，无法胜任临床工作。　　此次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重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标准化、规范化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标准，实施相对统一、严格规范的医学生职业素养和临床实践能力培养，形成更加同质化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临床医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紧密衔接是实现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最重要的着力点。有四项重点推进工作：一是实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各人才培养环节上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紧密衔接、相互融合，实现招生与招录、培养过程与培训过程、学历学位授予与职业规培证书发放相结合。2015年起，新招收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同时也是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他们具有“双重身份”，其临床实践训练与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要求一致，合格的毕业生可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和硕士学位证等四证。二是调整7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招生培养工作。从2015年招生起，7年制临床医学教育将全面调整为“5+3”一体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在完成5年学习考核合格后，可免试进入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习阶段。三是改革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办法，使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同等学力申请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工作有机衔接。四是探索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逐步建立“5+3+X”培养高水平临床专科医师的制度。　　明确的人才培养标准还需要严格的规范保障。林蕙青将这种“严格”归纳为课程体系、基地建设和质量监控三个环节的“严”。既要围绕知识、技能、素养等严抓课程体系建设，切实培养临床能力，又要注重分类指导、协同建设、动态评估，提升临床培训基地建设水平，还要围绕准入、过程、考核，严把质量关，切实保证培养质量。　　构建标准化、规范化人才培养体系的关键是建立医教协同育人机制。这种机制体现在教育与医疗卫生机构的密切联系，体现在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相互融合，体现在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阶段医学教育体系的有机衔接，还体现在教育与卫生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配合。此外，统筹利用政府、学校、医院、社会等各方面资源，健全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机制。一方面增加了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按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标准，将进一步提高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经费支持力度。　　作为“医教协同”的试点，上海市已经开展了很好的试点。该市以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为突破口，推进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体系构建，实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临床医学硕士培养结合，推进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10年至2014年，上海市共招收住院医师10981名，目前已合格出站4281名。其中上海5所医学院校累计招收4届临床医学专业硕士2191名，633名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成长为合格的临床医师。上海市在改革创新的实践层面，抓住了“全”、“严”、“合”三个关键字，即以医教协同为平台，系统设计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突出一个“全”字；以培养“会看病”的好医生为目标，抓好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突出一个“严”字；以体制机制建设为重点，为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凝聚合力，突出一个“合”字。　　全面推动医学教育改革，更好地适应卫生行业需求　　目前卫生计生部门正在编制《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医学教育在规模、类型、结构等方面都要更加主动地适应卫生行业发展需求。要从把握好医学教育发展规模，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教育教学改革，统筹各类医学专业协调发展，使高等学校成为医学继续教育重要基地等四个方面下功夫。　　基于我国城乡、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在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内，还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开展3年专科教育加2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将以“3+2”模式作为“5+3”模式重要补充的初衷解读为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医学毕业生。一方面要紧密围绕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要求和工作特点，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见习、实习实践，着力提高医学生的基本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化医学毕业生服务基层的政策保障。中央财政从2010年起为中西部乡镇卫生院订单定向培养免费医学生，就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缓解基层医务人员短缺的重要举措。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医德医风、医患矛盾是个绕不开的热点。医生的职业特点要求从业者必须具有崇高理想、高尚品德和仁爱之心，医学教育更应强调以德为先。此次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要求将医德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着力加强职业道德、医学伦理、社会学、法律等职业素质教育，注重人文关怀精神和人际沟通能力培养，使医学生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和关爱病人、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团队合作的良好职业素养。　　医教协同构建标准化、规范化人才培养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任务艰巨，必须全力以赴，攻坚克难。一是加强各级各部门之间的医学教育工作协调，建立有效的医教协同工作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医学人才培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二是根据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加快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等标准化、规范化临床教学基地建设，保障专业学位研究生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人员不同阶段学习的顺利实施。三是统筹资源，加大对医学教育的投入力度，完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经费保障机制。四是及时出台配套政策，并推动各地在坚持统一标准的前提下，因地因校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医教协同深化改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很多同学会纠结于造价工程师和一级建造师到底考哪一个，哪一个难度更大，今天小编就和大家一起讨论讨论。一、考试科目一级建造师考试科目：《建设工程经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和《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注册造价师考试科目：《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建设工程计价》、《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本科目分土建和安装两个专业，考生可任选其一)和《建设工程造价案例分析》。其中一建的《专业实务》和造价师的《案例分析》均为主观题，其余三科为客观题，各科目之间其实比较独立。一级建造师四门课程，主要内容偏向于了解和熟知，而造价师要求学习的人要很详细和深入的掌握相关专业知识，所以难度有点大。二、根据自己的工作需求来选择两者分工不同，一级建造师属于工程施工管理，注册造价工程师属于工程造价，属于预算类的。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发展方向，一般来说参加一级建造师考试的比较多。难不难主要还是看自己从事的工作主要接触哪些，如果是接触工程现场的比较多，一建会比较好考，如果接触造价多，可能造价好考。如果从事的工作和两者都不相关，最好先考一级建造师，至少书本是看的懂的，造价师没有人指导可能书本都难易理解。三、价值对比造价工程师工资相对高，造价工程师属于技术岗，知识很专业;一级建造师属于管理岗，知识较宽泛。但是造价工程师难度较大，不容易考，在工程类执业资格考试中仅次于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是专业技术岗，有在工程概、预、决算中的签字权，价格相对建造师要低一些。但如果论发展前途，少数资深的造价工程师年薪可达百万。其实当下来说，很多人都会选择一级建造师和造价工程师都考，毕竟一个又懂管理又懂技术的人才，在建筑行业是非常炙手可热的。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造价师的挂靠行情：2018年造价工程师挂靠价格行情：土建3.5-4万/1年，2017年略有下跌，2018年暂无上涨趋势。安装3.5-4万/1年，2017年略有下跌，2018年暂无上涨趋势。以上这些数据仅代表部分地区，各地区情况不尽相同，大家做个参考即可。虽然社保联网，造价师挂靠之路越来越难，但每年考证人数却没有减少，那么到底是什么在推动造价师证书挂靠市场?根本原因：造价师的作用造价师注册受聘后，可以以造价师的名义担任工程造价的监控、工程经济纠纷的鉴定、工程变更及合同价的调整和索赔费用的计算、工程造价依据的编制和审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建设项目投资估算、概算、预算、结算、决算及工程招标标底价、投标报价的编制或审核、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和后评价、设计方案技术经济论证和优化、施工方案优选和技术经济评价。这样看来，只要建筑企业想接工程想赚钱，需要造价师。市场供需的杠杆确实存在作为企业来说，相应的资质需要相应数量的造价师，如果本公司的人员所持有的造价师的数量达不到资质的要求，只能选择挂靠市场;对于个人来说，大部分挂靠人员确实不具备项目经理的能力，挂靠证书单纯是为了每年赚取一定的费用。对于企业和持证人员来说，各自的目的都很明确，在双方供需的杠杆下，自然产生了一个挂靠市场。2018年造价工程师挂靠价格如何走向?为什么有挂靠?请听小编分解!挂靠类型本公司很多不是从事项目经理职位的员工可以在取得造价工程师证书后，把造价师证书挂靠到本公司，这个渠道费用不高，但是安全性最高。中介大量的中介购买造价师证书后卖给企业，并从中获取差价。虽然这种方法赚钱比较黑，但是中介确实比个人的资源更丰富，更能找到挂靠企业。但是大家选择中介时一定要擦亮眼睛，避免上当受骗。其他企业建筑人才直接面向企业，个人和企业想接上头确实比较困难，但是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也不是不可能。说到底，其实还是因为造价师对建筑企业来说有作用，并且造价师人数少，价格高，市场需求促使建筑人才去考了造价师证书。市场需求是推动建造师市场发展的真正推手!

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提供私人和社会团体无力或不愿提供的，却又与其公共利益相关的非排他性服务的政府。本文首先论述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四个必要性，接着论述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五个主要任务，最后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六个相关措施。【关键词】服务型政府 要求 任务 措施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政府行政改革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对传统的行政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几乎都被卷入了这一潮流。在这场重塑政府的革命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这种新的行政理念包括：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政府应注重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行政中应引入市场化模式等。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西方国家的政府行政改革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而展开的。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中国政府行政改革顺应世界潮流的必然选择。一、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1、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迫切要求。过去数十年，我们一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今天的辉煌成就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又不能片面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改革的要求说，这又只能是一个过渡。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政府有两个严重的误区：一是政府长期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起主导作用；二是不恰当地把本应由政府或政府为主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如农村公共卫生，推向市场，推向社会。国内外大量的实践证明，长期以GDP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忽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增长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去年SARS危机反映出我国政府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具体偏差，进一步要求加强政府改革，加强服务型功能建设。从抗击SARS当中，我们得出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经济和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光注意经济、注意GDP是不够的，要注意社会的全面进步，注意公共医疗卫生和人类的健康。要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以民为本，要把人民的健康、社会的进步放在重要的位置上。2、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必然选择。我国市场化改革走到今天，已为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一，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而且主要是民营企业，政府不应当也不可能再充当经济建设的主体力量。第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是不成功的，日本也好，韩国也好，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趋势。第三，政府是市场经济的服务者而不是审批者，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创造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宏观调控。为此，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重大问题。第四，政府不是国有企业的“婆婆”，也不能充当国有企业的“老板”，国有资产市场化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正确途径。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都对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只有推动政府及时转变以GDP为中心的经济管理模式，通过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规政策环境和有序竞争的秩序，加大公共管理力度，保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充分供给，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3、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解决发展失衡的关键。过去的30年，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从现实的情况看，解决各种失衡问题，需要从多方面治理，但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转型。这是因为，诸多失衡问题的产生、发展，说到底与政府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与政府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密不可分。相对于其它改革,政府职能转换严重滞后，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因此，要解决发展失衡问题，其关键是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合理界定政府管理经济的范围，切实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变到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上来。4、建设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新阶段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目标。在我国现阶段政府行使职能中一直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越位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事务中不仅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缺位是指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把有权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紧，而服务职能却注意得不够；错位是指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宏观调控，而不应去管企业的下岗分流问题，下岗分流是企业自身的问题，解决的主体不应是政府。解决这“三位”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归位，凡是市场能做的事情就还给市场，企业能做的事情就让企业自己完成，企业与政府各就其位。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社会不确定因素的逐步增多，政府就要强化其公共服务的职能。在SARS危机之初，政府出现应对机制不健全，某些地方和政府部门工作不力，反映了转轨进程中政府职能的现状，即经济建设的职能比较强，公共服务的职能相当薄弱。SARS危机告诫我们，政府把自己的主要职责放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方面，才能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才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30多年改革开放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大量社会问题，如仍然在困扰我国社会稳定的贫困问题，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明显滞后，日趋突出的失业问题，农民增收困难、负担过重、长期背负制度性歧视的问题等，导致相当比例的人民群众感到就业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构成了政府当前面临的巨大社会压力。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就业安全、收入安全、养老安全、健康安全，建设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构建以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保障中国络，完善危机管理制度和危机处理机制，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全，都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主要任务1、确立社会目标优先于经济目标的原则，加快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根据SARS危机的经验教训，政府职能转变目前的重点是：第一，实现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的转变，在指导思想上高度关注实践中突出的重大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迫切需要解决好失业、收入差距、城乡差距、社会弱势群体保障、腐败等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二，建立和完善灵活、有效的社会危机管理机制。从危机预警、各类预案的准备，到危机下的统一、协调指挥机制建设，都应当作为政府的重要公共职能，加快完善。第三，加大对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及基础设施投入。2、改革投资型财政体制，加快公共型财政体制建设。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现行财政体制存在结构性缺陷，总体上说，还是一个经济投资型财政体制。社会发展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没有明显增加，有的还有所减少；公益性投资项目中，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等所占比例过小。为此，应当加快建立公共型财政体制，构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制度基础。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解决社会公正、公平，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既符合基本经济制度，又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政策，是政府应当而且必须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财政不仅是保障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风险、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基础。目前，完善公共型财政体制，应当从解决最紧迫的问题入手：一是要重构国家对公共卫生的责任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和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大公共卫生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二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统一有效的医疗保障体制。三是重建农村的合作医疗体系，这是一项十分重要且非常困难的紧迫任务。3、适应开放社会和履行公共职能的要求，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SARS危机把公民对社会事务的知情权提到了政府建设中相当重要的位置。在现代社会，公共信息与每一个公民的利益直接相关，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公共信息还有极强的时间性，尤其是突发性事件的公共信息，稍事耽搁都会对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必须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让全社会及时了解公共信息，由此提高全社会应对各类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包括公共信息在内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面对全社会的，应当向全社会公开。公开政务、公开政情是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保障。目前，重要的是要尽快出台信息公开的相关立法，加强政务公开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4、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真正实现法治政府。我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权力社会向能力社会的转变，从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从单向控制的行政体制向协商合作的管理机制的转变，都是我国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和变化的事情。我国社会关系的日益深刻变化，已对公共服务的相关立法提出了迫切要求。加快公共服务的相关立法，不仅是政府职能转换的需要，更是社会生活对国家、对政府提出的现实要求。推进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从上至下加强政府官员的法律意识教育。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严格的法律问责制。依法行政的核心是依法治吏、依法治权，尤其是涉及到关系社会事务的公共权力。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着手逐步实现决策咨询的法定化，建立有公民代表和专家参加的咨询委员会制度。此外，要积极推进行政程序、行政执法和政策评价的法定化。5、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向统一、协调的行政体制转变，真正建立高效政府。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不仅某些经济事务存在条、块分割的问题，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诸多社会事务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条、块分割问题。这说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有效地履行公共服务，必须彻底克服现行条、块分割行政体制的严重弊端，严格实行公共服务的“属地管理”原则，依法授予地方政府处理突发性事件和各类社会危机的统一指挥协调权力。依法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体制，是我国政府改革的重大任务。我国是一个大国，各地方的情况差异很大。在保证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应当充分赋予地方处理和解决公共事务、应对突发性事件的事权，并对此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在这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课题。例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问题，地方的立法权问题，干部的管理权限问题，公众对政府的监督问题等。 三、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相关措施1、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全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第一，政府应该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不再以投资和形成国有产权为自己的基本职能，而要以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为政府的第一职能。第二，调节市场经济。政府调控经济的最基本职能就是利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实际上是短期和中长期兼顾、供求平衡和结构优化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兼顾。第三，宏观调控职能，用“有形的手”纠正市场失灵。第四，全面承担改革成本，不要把改革的成本转嫁给市民、农民和企业。在民营企业逐步成长足以取代国有经济以前，国有经济不必中国于退出竞争性、盈利性行业。但从经营竞争优势上说，竞争性、盈利性行业还是以逐渐民营化为好，政府不必与民争利。政府逐步从竞争性行业抽身出来，把注入这一经济领域的公共资源力量转到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上来，才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2、集中解决最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当前我国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为此，第一，要为农民工提供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保障，建立有效机制，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等相关问题。我国目前有1亿左右的农民工，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分布在各大城市，主要由公安机关对口管理，不仅没有享受到任何社会保障，而且经常遭受人身权利的侵害。这是我国当前社会最大的隐患之一。各级政府必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缓解这种矛盾。第二，各级政府要强化就业服务职能，关注城镇待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许多社会学专家对城镇待业青年进行了心理分析，认为这部分群体的违法犯罪倾向最高。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对家庭和社会心理的冲击很大。政府必须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所作为。第三，建立最基本的救济体系，为城市下岗职工提供有效保障。目前，虽然各级政府已经重视和开始建立城镇救济体系，但是由于资金短缺和措施不到位，许多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事实上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第四，要严格保护居民的财产权。近几年来，在城市建设中的房屋拆迁产生了相当尖锐的矛盾，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主要表现在没有一个合理的补偿机制，居民的财产权受到侵害。应当抓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范的法律文本，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第五，建立社会危机的预警机制和责任机制。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十分突出，而这一阶段保持社会稳定是关系到巩固改革成果、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要由中央政府统筹规划，建立系统的社会预警机制，明确地方政府在防范和化解危机中的责任。3、注重并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目前中国社会分化与失衡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尽管已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社会失衡加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从目前的情况看，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要扭转这种趋势，国家就必须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要为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做出制度性安排，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要特别关注和保护弱势集团。4、加强政务公开。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是社会、是老百姓。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的公共服务置于社会和老百姓的监督之下。在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中，应当逐步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在现代社会，公民的知情权比什么都重要，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公民的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化，是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的基础，离开了知情权，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就是一句空话。公民不了解政府信息，官员便有可能进行暗箱操作；没有信息透明，官员便可能营私舞弊，公民便可能受欺骗，也无法对政府进行监督。目前，要抓紧建立政府决策项目的预告制度和重大事项的社会公示制度，建立和完善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基础上的政策听证制度。适应开放社会和履行公共职能的要求，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目前，重要的是要尽快出台信息公开的相关立法，尽快将公民的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化这两项内容写进宪法。5、加快由投资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转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失衡和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行财政体制存在着功能上的错位和缺陷。主要表现在将财政资金过多地运用在投资国有企业形成国有资产上，以及过多地投资于基础领域和竞争性行业，而在解决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社会事业方面的投入过少。这种情况，已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广大百姓中的形象。事实上，我国的财政总收入在总量上已经达到很大的规模，如果形成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话，许多社会矛盾问题都不难解决。要下决心改革投资型财政体制，并通过逐渐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建立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6、加快公共服务的相关立法。现代市场经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需要有法可依。因此，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需要建立法治的政府，守法的政府。我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权力社会向能力社会的转变，从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从单向控制的行政体制向协商合作的管理机制的转变，都是我国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和变化的事情。我国社会关系的日益深刻变化，已对公共服务的相关立法提出了迫切要求。加快公共服务的相关立法，进一步明确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仅是政府职能转换的需要，更是社会生活对国家、对政府提出的现实要求。依法行政的核心是依法治吏、依法治权，尤其是涉及到关系社会事务的公共权力。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着手逐步实现决策咨询的法定化，建立有公民代表和专家参加的咨询委员会制度。此外，要积极推进行政程序、行政执法和政策评价的法定化。当前，我国的改革面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挑战，这是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改革新阶段。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广大百姓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广大百姓越来越期望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没有腐败的政府。在这个特定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对政府的职能和责任重新定位，需要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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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年风雨兼程，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创造了让世界惊叹的发展奇迹。如今，中国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网络大国，为世界互联网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创造了中国经验，提出了中国主张。　　21年探索进取，中国互联网始终立足本国国情，紧扣时代脉搏，坚持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共享发展，注重借鉴世界各国互联网发展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取得显著成就。　　日新月异　　互联网时代的中国速度　　敏锐地把握住互联网时代的脉搏，中国以开放的姿态、进取的精神在21年间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互联网发展的中国速度。　　2013年9月16日，成立于1998年的腾讯公司用15年时间，成长为中国首家市值超过千亿美元的互联网企业。无独有偶，一年之后，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集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上市首日收盘，其市值就突破了2300亿美元。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互联网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的成功无疑是中国互联网飞速发展的鲜明注脚。在持续开放的政策推动下，我国互联网从无到有，经历了曲折前进与快速发展，已成为互联网用户和产业大国。　　短短21年，中国已经拥有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宽带网络，并有望引领下一代互联网过渡和商业化；行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从国际标准的跟随者逐步提升为积极贡献者。　　短短21年，互联网产业的“中国模式”举世瞩目，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主张影响全球互联网治理格局；一大批来自政府、企业、学术界和民间机构的懂互联网、爱互联网、做互联网的人才正在推动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进步。　　短短21年，中国的能源电力基础设施不断优化、网络接入的普遍服务和成本降低、物流交通模式的网络化和专业化等已经成为推动中国互联网第三个十年快速发展和应用创新的重要基础和原动力。　　从一条网速仅有64千比特每秒的网线出发，如今的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4G网络；拥有全球最大的用户规模，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8.7亿；在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中，中国占有4席；2014年，电子商务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交易额突破12万亿元……中国互联网发展，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互联网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网络强国　　互联网时代的中国目标　　2014年，中国迎来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就在这一年的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担任组长。在第一次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要战略问题，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　　……　　一系列重要论断，深刻阐释了党中央关于加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路线，标志着中国这一网络大国正加速向网络强国挺进。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一系列促进网络发展与繁荣的新政策、新举措、新实践不断出台，一张建设网络强国的路线图日益清晰。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4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实施“宽带中国”2014专项行动的意见》，“宽带中国”战略加速落实。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发展战略的高度明确了媒体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新政策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进一步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工具，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　　——互联网金融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以余额宝、理财通、支付宝、京东小银票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百花齐放，涉足银行、基金、票据、保险、证券等诸多金融业态。　　……　　超高速网络、万物互联、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不断推动互联网深度融入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创新，互联网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与此同时，秉承开放、合作、共享、参与的中国互联网也将从全球互联网发展的受益者变成全球互联网发展的贡献者和引领者。　　共享共治　　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主张　　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信息产业，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便利，同样也给社会治理和国家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清朗的网络空间，才能带给网民真正的网络红利。　　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从那时起，中国的互联网治理进入快车道。　　2014年4月开始，相关部门相继组织开展“净网2014”“剑网2014”“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治理”等专项行动，全面治理网络乱象；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互联网领域立法重点与立法方向，依法治网成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工程。　　互联网没有国界，网络治理也需要凝聚全球范围内的共识。今年9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出席中美互联网论坛双方主要代表时强调，中国倡导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主张各国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互联网公共政策。　　“共治”的全球视野，引领着时代的潮流。中国倡导的携手打造互联网领域命运共同体的互联网发展理念，“共同分享、共同治理、共同发展”越来越成为业内的普遍共识。　　2015年，立足网络治理，中国再度发力。从年初开始的专项治理“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到规范上网名称、整治婚恋网站，再到推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范化；从开展“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护苗2015·网上行动”，到网络安全法公开征求意见……法治化、规范化、深入化的网络治理体系正逐渐形成。与此同时，网络安全周活动连续两年成功举行，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挂牌成立，第八届中美互联网发展论坛、第六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成功举行……“共享”互联网发展红利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在不久前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写入了互联网建设未来五年的构想——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在宏伟蓝图的引领下，一个全民共促网络发展、共沐网络繁荣、共享网络成果的互联网时代正在到来。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取得长足的进展。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数据，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2116.3亿美元。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在中美贸易中，1979－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6年贸易逆差达395亿美元。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表明，在1979－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1996年顺差为105亿美元。显然，中美两国关于双边贸易平衡状况的统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中美贸易逆差的实际规模究竟有多大?　　美方统计方法高估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把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之中，但它实际上有很大比例应归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另一方面，它在计算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时，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从而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中美贸易逆差。中美双方在最近5年的官方统计数字如表1所示，它表明双方计算的贸易逆差的偏差虽有逐年减少之势，但仍然很大，美国现有的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实际数额。　　即使考虑到统计方法的差异而对中美贸易逆差进行修正(介于二者之间，但更接近于中国官方数字)，经过调整的贸易逆差数额仍然远远高于其真实值，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贸易模式。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由于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而存在明显的比较优势，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逐渐向中国转移，它一方面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加工贸易占总贸易额的5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加工贸易模式属于两头在外的生产与贸易方式，即原材料依赖进口、最终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并且，由于劳动成本低、对外资企业的税收等优惠措施大，大部分附加值进入了外商的口袋，中国政府和中国员工的所得非常有限。　　从美国贸易逆差的地区结构看，欧盟和中东等地区所占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而作为整体的东南亚地区对美逆差则呈下降趋势；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而把它们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由于中国劳动工资较低、对外资存在税收优惠，这种产业转移和贸易顺差的转移的大部分利益由外商及其母国获得，但在国际收支中则表现为中国顺差的上升。　　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和中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中美之间存在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按照国际贸易的正常模式，中美双方各自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并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可以极大地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美国政府通过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造成了中美合理国际分工的人为扭曲；同时，由于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的加工贸易模式，使得中国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快速上升，事实上超过80%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是由两头在外的外资企业进行的。　　因此，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形成，主要由于三方面的原因：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加工贸易模式实质上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的数额，而美方的统计方法则进一步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规模。　　二、美国得自中美贸易的巨大利益　　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规律的作用，美国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和制造业在GDP和就业方面的比重日趋下降，美国经济正进入信息化和服务化的后工业时代。在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美国通过进口廉价的日常消费用品、出口附加值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享受到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同时，美国经济和美元的霸权地位，不仅使美国能够充分享受这种利益，而且可以获取巨额的“铸币税”收益。　　根据国际贸易利得理论，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美国不仅享受到了国际分工的好处，还获得了参加国际贸易后的利得分配。首先分析中美贸易中美国所获得的交换利得。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低，但资金短缺，科技相对落后。美国是经济发达国家，资本充足，科技发达，但劳动成本高。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和旅行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飞机、动力设备、机械设备、电子器件、通信设备和化工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粮食、棉花等农产品。贸易产品结构的互补性和互利性，有力地推动了两国贸易的发展。　　中国向美国市场提供的价廉物美的商品，不仅可以满足美国广大消费者的需要，而且可以为美国经济带来两大利益：其一，美国可以将大量的资源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并维持其国际领先地位；其二，这些价廉物美的中国出口商品有助于维持美国的物价稳定，使得美国政府可以在运用低税率、高财政赤字、低利率等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维持巨额军费开支的同时，不必担心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冲击。　　仅就贸易本身而言，尽管中美贸易的快速增长能够促进双方的经济发展，但从中获得最多利益的则是美国企业。中国进出口超过50%属于以外资为主的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在中美贸易中的比例更是接近70%。由于税收减免和土地优惠，中国政府从外资企业那里得到的利益低于国内企业，而中国员工则由于较低的工资、较长的工作时间，以及相对滞后于国内企业的社会福利措施，其得到的利益要低于人们通常的预期。相反，外商则通过全球范围的转移定价、利润分享和股利分配，享受到了远超过会计账面上的利益。当然，以上对美国得自中美贸易的利益的分析，还没有包括中国产品出口对美国仓储、运输、批发、零售、保险和金融等第三产业的就业和产出的贡献。　　根据国际贸易基本原理，美国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元的流出，即美国人要为过多地消费进口商品付钱，他们用什么支付呢?其窍门就在于国际收支的资本和金融账户。美国人为商品进口付钱的途径有三个：一是开动印钞机印刷美元钞票，其成本远远小于美元代表的价值，差额就是铸币税，美元的霸权地位和此种付账方式意味着美国在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征税；二是发行国债供其他国家或地区购买，其实质是以低利率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借钱；三是出口商品进行交换。至于贸易逆差部分，实质上就是前两种途径的某一种：或者通过输出美元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征税，或者通过让其他国家或地区购买美国债券，以低利率向国外借钱。　　美国出现巨额外贸逆差原因之一是由其基本经济和制度因素的作用决定的。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主要表现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引发的世界产业发展史中第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其拥有的多种垄断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业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和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国内集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美国的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其进口步伐。同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进一步利用其科技优势、生产优势等塑造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以及国外的产业内贸易成为美国贸易赤字剧增的主要原因。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子公司。把原本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外贸逆差”。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因为，美国利用对中国的贸易，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海外，国内的需要依靠进口满足，有利于美国集中资金和劳动力，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新技术工业和服务行业，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近年来中美贸易的主要商品结构来看，双方贸易不平衡基本上属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合理的国际分工，并由中国发挥两个比较优势－产业之间的比较优势与产业内部的比较优势所导致的结果。2002年中国对美出口排在前5项的商品分别是杂项制品(18.44%)、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11.7%)、电信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10.74%)、鞋靴(8.7%)、电力机械器具(8.09%)。单从以上数据来看，中国近年来对美出口以纺织服装为主的经贸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计算机通信类产品的出口份额在上升。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流仍然是加工贸易方式，具体说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额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9.65%，因此中国对美出口实质上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1997－2001年美国对华出口的20种主要产品中，出口额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飞机、通信设备、显像管、含油种，以及自动数据处理机器。美对华产品出口明显属于高新技术设计与营销为主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以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但是由于美国一直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使美对华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双方产品的优势互补也难以充分体现出来，这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根本原因。　　表1 中美贸易逆差的规模：美国口径与中国口径 单位：亿美元　　项目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美国官方数字（1） 686.77 838.33 830.96 1030.65 1240.68 1619.78　　中国官方数字（2） 224.69 297.36 280.80 427.08 586.01 802　　（1—2）/2 205.7% 181.9% 195.9% 141.3% 111.7% 102.0%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5期《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